邓时代的改革，面对的利益纠葛复杂、思想交锋激烈，形容为改革浅水区并不合适。历经三十余年，对于改革路径的认识已经日渐清晰和成熟。称过去十年改革的停滞和倒退，源于改革已进深水区，只不过是改革既无心又无力的借口而已。

过去十年，改革几近停滞甚至倒退。常见的解释是，改革已进“深水区”，既得利益成为阻碍，因此改革难，难改革。与此相对应，对于邓时代的改革，常常描述为，以增量改革为主，不触动既得利益，故势如破竹。

从《邓小平时代》提供的事实来看，并非如此。

在傅高义笔下，邓时代的改革，时时面对既得利益群体和思想保守派的反对。起步即在“深水区”，改革之难并不亚于当下。

为什么过去十年没有完成的改革，在邓时代可以进行？这成为《邓小平时代》一书对期盼改革重启的当下，颇有借鉴价值的阅读角度。

故事之一：恢复高考。

1970年代，上大学采取推荐方式，要求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尽管要求有特殊的身份，但考虑到此前大学停止招生，大批干部子弟不得不进工厂、下乡或者当兵，因此，当新生名额分配到地方时，干部子弟或者关系硬的人往往能够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有研究认为，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或者出卖人格。可以说，推荐上学制度形成了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

1977年8月3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时任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在会上直陈，推荐上学埋没人才，败坏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他说，“连小学生都知道：‘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此时距离秋季开学只有几周时间。出席会议的邓小平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8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下令，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有干部抱怨说，这根本办不到。傅高义这样描述邓的反应，“邓小平不耐烦地回复：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

1977年12月10日，高考恢复，578万人参加了这一改变自己人生的考试。这时距邓小平宣布“应当结束推荐制度，直接从高中录取学生”不过4个月的时间。

故事之二：包产到户。

1977年8月，万里到安徽任职。他在农村地区看到，“村镇到处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简陋的人。有的地方甚至连木头桌子也没有，只有泥砌的桌子。”此后，万里领导出台的“省委六条”提出，“允许生产队的社员种自留地，在当地集市出售自己的产品。”1978年初，饥荒严重的凤阳县，实行了包产到户。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指责万里暗中搞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此后，争论持续升温。反对之声不仅仅来自意识形态之争，同样有既得利益群体。

1979年5月21日，《解放军日报》的报道称，许多部队单位抵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有多达三分之一的军人不支持三中全会精神。傅高义写到，“来自农村的军人尤其喜欢农村的集体制度，因为它给军属提供特殊照顾，很多人退役后有望在农村的集体单位就业，他们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威胁到了这种制度。”

1979年7月，邓小平告诉万里，“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此后，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万里担任了副总理、农委主任和分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饥饿的农民因为包产到户产量大幅提高的成就被广为宣传。3个月后，邓小平公开表示对包产到户的支持。

故事之三：精简军队

邓小平在1978年的主要工作是让受到打击的老干部恢复工作。正是这些老干部，在重返工作岗位后，提供已有的经验，为推动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邓小平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这其中，包括部队的很多老同志。但傅高义写到：“邓在担任头号领导人期间，在几乎所有军队干部会议上都会谈到退休问题。”

1979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向军队发表讲话，他说：“我们军队成堆的问题，不是这个人那个人的问题，而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我希望1985年当顾问，真的，不是假的。有什么不好啊？还可以多活几年。无非是没有秘书，车子还是有坐的。干部年轻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对，原则拥护，具体反对。”

1979年，在明确中国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后，邓小平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着力工业、农业和科技现代化。此时，邓小平仍然担任总参谋长，“身边是一群既对过早退休的前景不快，又对新武器研发将被拖后的消息不满的将军们”。

为了落实裁员与退休问题，邓小平鼓励地方单位为军队的退休老干部和退伍人员安排工作。为了使退休更具吸引力，他情愿让老干部保留他们在军队中享有的很多特权—住房、用车、医疗，甚至优厚的收入。在后来成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军队中的很多老领导也成为中顾委委员。

据新华社1992年9月8日报道：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颁布实行10周年时，“我国已有193万干部离休，464万干部退休。”同时，中国军队人数从1979年的520万，减少为1988年的320万。

故事之四：特区试验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现实中的改革绝非文艺作品中这么浪漫。

1977年，在听到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逃港的时候，邓小平说，用警员和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中国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1979年初，在中央的要求下，广东准备“全省实行特殊政策”改革方案，当年4月，邓小平同意了广东方案，并说，“还是叫特区好……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广东、福建的改革试验，同样遭到担忧变革的保守派的反对。傅高义举例子说，“北京各部委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指示，最后都会加上一句广东和福建也不例外。”

1981年底，有关特区腐败的报告有增无减，任仲夷奉命进京参加中纪委会议。在会上，任仲夷做了自我检讨，表明会严肃对待走私问题。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有官员批评广东正在出现阶级斗争，甚至说广东的改革关系到更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离京前，担心据实传达会打击广东的改革热情的任仲夷，向胡耀邦请教回去如何传达会议精神。胡耀邦说，如何传达他自己定。回到广东后，任仲夷轻描淡写地讲述了北京会议的情况。

广东对中纪委会议的反馈让保守派很不满意。任仲夷被第二次招至北京，在更多党政干部参加的会议上接受批评。随后，中纪委派出调查组赴广东。所幸这次调查得出了有利于广东的结论，广东的干部们长舒了一口气。

1984年，邓小平耐心等待的有利的政治气候来临，他说，“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随后，中央决定将开放政策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

综上，邓时代的改革，所面临的利益集团和保守派的阻力并不比当下少，而改革得以推进的主要原因，是邓的改革愿望和他的领导力，有时雷厉风行，有时伺机而动。在后者的实操中，他很少参与争论，一方面暗中支持他认可的方向，一方面等待推广改革措施的有利时机。这中间，改革在边缘领域或者局部地区展开。这些试验等到官方认可并全面推开，往往数年时间。只是，这数年背后，并不是畏难的缩手缩脚、首鼠两端，而是对改革试验的观察和与利益集团、保守力量的较量。

由是观之，邓时代改革，利益纠葛复杂，思想交锋激烈，形容为改革浅水区并不合适。称过去十年的改革的停滞和倒退，源于改革已进深水区，只不过是改革既无心又无力的借口而已。

实际上，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清晰，需要的是如习近平所言，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　

是的，不为“不改”找借口，只为改革找方法。